首先应该承认，在2008年，虽然中国以至于整个世界都发生了那么多令人震惊的事端，但这些却并没有能够影响阻止中国的作家们从事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情，在所谓长、中、短篇小说的各种体式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依然是长篇小说。2008年，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仍然取得了格外引人注目的突出成就，出现了若干部具有一定探讨研究价值的优秀长篇小说。具体来说，本年度内值得予以充分关注的长篇小说主要有蒋子龙的 《农民帝国》、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刁斗的《我哥刁北年表》、毕飞宇的《推拿》、阎连科的《风雅颂》、钟求是的《零年代》、吴玄的《陌生人》、曹征路的《问苍茫》、许春樵的《酒楼》、熊正良的《残》、刘国民的《首席记者》、阿来的《空山》（六）、严歌苓的《小姨多鹤》、雪漠的《白虎关》、陈继明的《百鸟苏醒》、陈应松的《猎人峰》、徐坤的《八月狂想曲》、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何大草的《所有的乡愁》、杨志军的《藏獒》（终结篇）、王朔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荆歌的《鼠药》、赵本夫的《无土时代》、戴定南的《折腾》、羊角岩的《红玉菲》等。对于这些产生了相当影响的长篇小说，我们将主要从“切入现实”与“刻画灵魂”这样的两个角度展开具体的分析解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一直被普遍地看作“底层叙事”代表作家曹征路的长篇小说《问苍茫》。《问苍茫》中最值得注意、最有人性深度的一个人物形象是常来临这个知识分子，甚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曹征路构思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之一，就是试图成功塑造出一个如同常来临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来。出现在小说中的常来临很显然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仍然保持有一定理想主义品格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家曹征路能够以特别鲜活生动的笔触，将常来临这个并没有完全堕落的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尖锐矛盾冲突尽情地展现在了广大读者的面前。常来临的人性深度主要表现为他在面对老板与打工工人之间格外尖锐的利益冲突时，那样一种无所适从难以选择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他的确非常清楚工人们的艰难生存境况，作为公司的工会主席他也很想让工人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和利益；而在另一方面，他却也是老板信任的职业经理人，他得想方设法替老板将公司打理好，为老板赚取更多的利润；更何况，在他与陈太之间也还有着男女之间某种难以言说的情感联系。作为一位总是从善意出发去揣度理解别人的知识分子，常来临根本不可能预料到，当宝岛电子公司陷入经营困境之后，身为老板的陈太居然会销声匿迹不知音讯。也只有在意识到老板早已悄然隐遁之后，常来临才彻底看清了自己在公司所处的真正位置，才产生了某种难以消解的精神痛苦。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一种呈现的艺术，曹征路能够生动异常地将常来临的两难精神处境尽情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事实上，就已经充分地说明了他小说写作的成功。

在2008年，阅读时最让我感动的长篇小说之一，是青年作家钟求是的长篇小说《零年代》。那么，钟求是的这部长篇小说应该得到怎样的一种定位呢？是所谓的“底层叙事”吗？如果只是从故事的主干来看，也的确可以作这样的一种理解。但与通常意义上的底层叙事小说相比较，钟求是的作品却又分明多了一种相当彻底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多了一些足以打动人心的温情。如果说钟求是小说展示出的确实是一种人生悲剧的话，那么，谁又是这悲剧的制造者呢？是隐隐约约被描写着的现实社会吗？难道小说中赵伏文与王云琴的人生态度还不够努力吗？这么多的不幸为什么全都降临到了他们一家人身上呢？说实在话，读到赵伏文夫妇带着孩子和耳朵爷一起在偏远的山村林心村过着多少有点田园诗色彩的乡土生活时，我甚至产生了与阅读沈从文名作《边城》相类似的某种感觉。然而，钟求是的《零年代》却又毕竟不是那种一味地美化乡土生活的田园小说，短暂的世外桃源生活过去之后，我们的主人公们所必然面对的就是社会生活格外残酷的一面。以一种极其柔软的笔调于不动声色之中将生活中极端残酷的一面充分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正是钟求是这部小说艺术上很成功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钟求是没有回避生活中残酷一面的存在，但他却也并没有如同一般意义上的底层叙事作品一样，刻意地过分渲染人生苦难的存在。相反地，在作家直面表现人生苦难的同时，我们确实也还从中充分地感受到了某种特别温暖的人间真情的存在。无论是赵伏文一家人之间，还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之间，比如萍水相逢的季阿萍与赵以之间，那样一种发自于内心深处的真情都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许春樵的长篇小说《酒楼》同样是2008年无法被忽略的一部长篇小说。《酒楼》是一部有着相当艺术野心的长篇小说，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为对于市场经济对世道人心的巨大腐蚀进行了堪称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在这个过程中，许春樵那相当犀利的对于只能以复杂称之的人性世界近乎于游刃有余的艺术剖析，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具体来说，许春樵把自己的艺术表现视野集中到了一个差不多可以被称之为酒楼世家的齐氏家族之上。正因为齐家有着经营酒楼的传统，所以，一旦得到了社会条件的允许，如何振兴齐家祖传的天德酒楼，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身体仍然很健朗的齐家老爷子齐修仁先生最渴望实现的一个梦想。但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却是与齐老爷子的愿望形成鲜明反差的一个当代版的兄弟阋墙故事。其中，针锋相对到势不两立地步的，乃是老大齐立功与老三齐立言。先是身为天德酒楼老板的齐立功对于贫穷到几无立锥之地的齐立言的蔑视与侮辱，当齐立言处于极端困境之中的时候，齐立功宁愿把他介绍到别人的模具公司当技术员，也不愿意让他介入到酒楼的管理事务之中来。最后，当然就是摇身一变而为柳阳市规模最大的光复大酒楼董事长的齐立言对于大哥齐立功的见死不救，他宁愿眼睁睁地看着齐立功的天德酒楼垮台，也不愿意伸出手来助大哥一臂之力。在我看来，导致齐家兄弟阋墙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当下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时代的强烈刺激之下，他们内心的欲望已经开始无限地膨胀了起来。正是这种无限膨胀着的欲望，最终淹没埋葬了他们的人性良知，使得他们之间的兄弟亲情彻底荡然无存。

在2008年，曾经在文学批评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长篇小说，是阎连科以当下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风雅颂》。阎连科这部《风雅颂》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这样的两个方面。其一，当然是对当下时代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靡与颓废状态的一种批判性表达。虽然阎连科在事后曾经一再表示自己对于高校的整体状况并不够了解，但我以为作家的这种表达其实是一种巧妙的艺术遁词。能够以富有锐利锋芒的笔触不无夸张、荒诞地戳穿当下时代惯于投机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伪善面具，一个不熟悉高校教师状况的作家，其实是很难写出来的。即使勉强写出来，也难以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于阎连科此前的那些同样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作品，批评界并没有发出多少尖锐的反对之声，而在《风雅颂》这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问世之后，却很快招致了一片反对之声，这种情形是否与这些批评家们的知识分子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呢？其二，阎连科试图通过对于具有相当乌托邦色彩的所谓“诗经之城”的描写，为处于极端困境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某种精神的归宿与依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作家所勾勒出的“诗经之城”真的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的寄托之所吗？说实在话，对于作家所提供的这个精神托庇之所，我个人其实是深表怀疑的。然而，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我们所要求于作家的并不是提供某种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要他能够以艺术的方式成功地将存在的现实问题揭示出来即可。毫无疑问，阎连科的《风雅颂》很显然已经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对阎连科具有现代主义品格的《风雅颂》的分析告诉我们，并不是只有所谓现实主义的小说作品才能够有效地切入并表现现实，具有现代主义品格的小说作品同样可以做到对于现实生活的尖锐洞察与表现。

切入现实的问题之外，在200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塑造问题。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界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虽然我的艺术理念肯定会有保守的嫌疑，但我却坚持认为，最起码在一部长篇小说中，一定要有对于若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值得庆幸的是，在2008年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创作倾向已经得到了颇为有效的一种强力扭转。我们注意到，本年度内出现的不少长篇小说中，都有着对于若干艺术上颇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说到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2008年最值得注意的一部长篇小说，恐怕就应该是著名作家蒋子龙先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耐心打磨而出的看起来感觉格外厚重的《农民帝国》了。当然，蒋子龙的《农民帝国》最值得肯定之处，还是在于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塑造上。郭存先首先当然是一个农民英雄的形象，如果没有他的非凡胆识和勇敢气魄，那么祖祖辈辈都过着贫穷生活的郭家店是很难改变自己的贫穷面貌的。正因为郭存先敢为天下先，既敢于在“文革”时代带头单干，又敢于在“文革”之后拒绝随大流包产到户，坚持走集体化的办工业道路，所以才会有郭家店突飞猛进式的高速发展。然而，最具审美价值的是，这郭存先不仅是一个农民英雄，而且还更是极具悲剧意味的农民英雄。伴随着他在郭家店的成功，郭存先的权力欲望也越来越膨胀了起来，他不仅违背基本的权力游戏规则，没有将地方领导放在眼里，而且还私设公堂，纵容手下的人们草菅人命。如此一个个性张扬飞扬跋扈者，在中国当下现实社会中的命运就是可想而知的，郭存先的人生结果自然也就是锒铛入狱而万劫不复了。蒋子龙的值得肯定之处，就在于他以异常冷静客观的姿态，不动声色地将郭存先的人生悲剧形象生动地展示在了广大读者的面前。他不仅写出了郭存先的这出人生悲剧，而且还进一步联系中国的当下社会实际，联系长达几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郭存先人生悲剧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艺术思考与艺术揭示,从而使郭存先这一人物形象，成为了新世纪长篇小说中难得一见的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方面，2008年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是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水上灯虽然出身于当时社会的上流家庭，照理说，可以过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应该充分地享受优裕生活所赐予的生活乐趣了。然而，这水上灯却又偏偏生不逢时，正当她刚刚生下来哇哇啼哭的时候，自己的亲生父亲却不幸被一个杂耍艺人于无意间误伤而死，于是，家人便以天生克父的名义，硬是逼迫着她的生身母亲把尚在襁褓之中的她送给了一个武汉下层社会的下河人杨二堂。就这样，水上灯在刚刚出生不久，在对所谓的人生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就已经开始了她那充满了悲剧性的被命运所一再反复捉弄的人生历程。事实上，也正是在幼年时期这样一种极端艰难的生长过程之中，水上灯身上那种十分突出的刚强、倔犟而又相当坚忍的性格特征，才逐渐地被构造成形的。然而，令人格外惊异的是，也正是在自己饱经苦难的蹂躏与折磨的过程之中，在目睹和亲历了简直无法历数的人生劫难之后，水上灯居然又逐渐地形成了自己性格中宽恕与自我精神超越的另外一面。这一点，在她与水武关系多少带有某种戏剧性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便有着相当突出的表现。水上灯在小说中有着很多怨恨的对象，但令她最难以释怀的一个怨恨对象，其实就是拥有着同一个父亲的二哥水武。因为养父杨二堂之死，更因为水武曾经几次差人暗害于自己，所以，他们之间便有着差不多可以被称之为不共戴天的巨大仇怨。然而，到了小说的“尾声”部分，当水上灯在大街上无意间撞上了已经堕落为乞丐的水武之后，她还是超越了长达几十年时间累积下来的巨大仇怨，毅然决然地收留了这个已经变得完全痴傻了的亲人。水上灯的以德报怨行为，不仅使得她这个人物形象变得更加复杂、圆满，成了一个英国作家福斯特所谓的圆形人物，而且还极明显地提升着方方整部长篇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境界。我们之所以说，方方的这部《水在时间之下》是一部当下时代十分难得的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长篇小说，其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当然也是2008年度难以被忽略的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注意到，毕飞宇在《推拿》中所具体刻画描写的盲人们的内心世界都是善良而充满了温情的。导致这一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毕飞宇觉得，对于这些盲人们来说，眼睛失明已经够得上是一种很大的人生不幸了。因此，在面对着小说中的盲人世界的时候，毕飞宇就再也无法狠下心来，描写展示他们内心中同样充满了人性黑暗的另外一面。而在我看来，毕飞宇的这样一种或许是出于无意识的对于盲人内心世界中“恶”的一面的回避，则正可以被看作是这部《推拿》最大的艺术缺陷所在。与作家的另外一部对于人性有着既宽又深的理解与表现的长篇小说《平原》相比较，毕飞宇在他的《推拿》中，对于盲人们基本人性的理解与表达确实存在着过于单一、狭窄化了的倾向。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只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平原》中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印象的端方、吴蔓玲、顾先生等几个被极度扭曲变形了的人物形象，就不难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说，其实出现于《推拿》中所有的人物形象，都没有能够抵达毕飞宇在《平原》中，当然也包括在他的那些中短篇名作中，已经抵达了的某种人性深度。如果说《推拿》已经多少暴露出了毕飞宇有可能被当下中国文坛只是一味地强调善良和温情的文学思潮裹挟而去的可怕艺术倾向的话，那么，我真的希望毕飞宇能够很快进入清醒状态，重新回到如同《平原》那样一种相当良好的艺术感觉状态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