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诞生120周年纪念日。陶行知瞄准人民的幸福办教育，终身不辍地探索教育规律，创造性地发展教育，创立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一座宝库，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这里选取能体现陶行知精神的若干细节，供读者朋友品味。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 储朝晖
陶行知一生平凡而伟大，他的高尚品格是通过平凡的细节显现出来的，从以下细节中可以体悟到陶行知精神的真实境界。
陶行知在人生中选择教育，既是机遇，也是体验与理性选择的结果。他曾学医试图行医济世，广济医学堂对不信教学生的歧视让他改变了想法；他曾参与辛亥革命的地方武装暴动，也任过徽州府议会秘书，当看到共和发生危险的原因在于国民素质不高、“媚民政客”与“选举理事”式的伪领袖存在、乌合之众的多数横暴现象，便得出结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并由此作出了为实现民主共和而从事教育的人生选择。陶行知到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并获得政治学硕士，当他进一步认识到学习政治将来只能做官，而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官员，于是一年后便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教育。
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６日陶行知致罗素院长的信中写道：“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深信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１９１７年８月，陶行知在离美回国轮船上和同学们畅谈志愿说：“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毕生不渝朝这个目标去做。
１９１７年７月２６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长保罗·孟禄博士致函哥大哲学博士学位评议委员会主席伍德布里奇博士，说明陶行知已完成了学术性研究工作，并正在撰写一篇题目获得认可的论文，需要回到中国搜集论文资料，鉴于他不可能再返回美国，建议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为陶行知取得博士学位安排一次初试，待他回国搜集有关资料完成博士论文后再授予博士学位。陶行知回国后确实收集资料写了博士论文，放在东南大学口字房办公室里。正当他在全国各地推行平民教育时，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晚，口字房失火，房屋被毁，３万册书籍连同陶行知的博士论文及相关资料化为灰烬。有人劝他通过回忆再写，他认为做点实在的教育工作比一纸学位证书更有价值，因而他也就没有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直到后来因为他为中国科学教育的推进作出了贡献，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才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１９２２年３月，鉴于１９２３年即将召开世界教育联合会成立大会、世界成人教育大会，陶行知主张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运动，批评政府“不早些从事准备，那世界真要以为中国没有教育了。世界以为中国没有教育犹事小，若中国真无教育可说，那就真要惭愧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有人办教育，一方面还要有人分门别类地观察、调查、研究各种教育之消长和真相，报告国人，使彼此有所参考。”以后的准备是要靠自有的成绩，靠彻底的自明：“第一要自己晓得自己，第二要自己晓得别人，第三要别人晓得自己。自明，明他，他明，是解决二人以上问题的根本办法。”“自己有成绩，才能和他人换，自己明自己，更是和人共同解决问题的初步。”“要想在国际的教育上得到第一流的位置，我们必须在教育上有第一流的贡献”，“所以教育外交的根本的根本，是要全国从事教育的人，分工合作，好好的办教育，把教育好好的办。”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着手准备材料参会，后来陶因事繁不能与会，郭秉文参会当选世界教育联合会副会长，将中国的新教育运动信息传向世界。
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持教务工作后，力主男女同学。1919年１２月１７日，陶行知依据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最不发达，中等学校毕业后女子几无上进之路的实际，在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提出南高师的“各科功课，有宜女子旁听者，可否通融办理，容其旁听，遂其志愿”，并提出具体办法。该案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４日临时校务会议议决组织委员会讨论，４月７日下午南高师第十次校务委员会专门讨论此案，张子高代表招收女生委员会将委员议决案说明理由后由主席郭秉文将原案逐项宣付讨论，陶行知报告了赴京与教育部接洽的情况：“兼收女生问题宜注重三点：一、须规定女生入学资格以期程度相当；二、须备有宿舍使学生起居妥善；三、须有相当女职员负指导责任。如筹划妥当，暂行试办。”报告毕主席请大家表决，多数赞成。尽管当时保守的人斥之为洪水猛兽，北京大学和南高师还是相约试行男女同学，４月２１日第１１次校务会议决定招收１８０名女生，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１９２０年夏南高师正式招收８名女生，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高校中第一个招收女生的高校。此后还有保守势力反对中学男女同学，陶行知１９２３年１月在《新教育》第６卷第１期发表《为反对中学男女同学的进言》，认为在社会无法大量设立女子中学的情况下，中学男女同学势在必行，并以求精神粮食为喻反问那些反对者：“既不能为女子另外开饭，又不许男女同桌吃饭，是不是要看他们饿死呢？”
陶行知发现所有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这不是把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都变成书呆子和字纸篓了吗？陶行知认定有改革的必要，在南高师的一次校务会议上阐明道理后，公开提出要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然而他的提议遭到了全体出席会议人员的抵制和反对。陶行知坚持己见，毫不退让，与这些反对者辩论了两个多小时，但结果还是被校方拒绝。他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的名义，以示不妥协。
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４日，应蒋梦麟之约，陶行知写出《教学合一》一文，批判教学分离、重教太过的流弊。阐述“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因此要教学合一。五四运动后，学校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影响，南高师的教授们无暇坚持，５月中旬陶行知排课时将南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为改革旧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１９２２年，陶行知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陶行知于是提出教学做合一，主张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先生拿做来教，方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当时中国最为前沿的教育家群体展现才干共同合作的舞台，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成立后，陶行知任主任干事。因董事会和董事长不驻会办公，实际上是主任干事陶行知当家。为提高工作效率，陶行知提倡科学工作方法，为改进社确定八点《办公原则》：唯事的，非唯人的；科学的，非墨守陈规的；效率的，非浪费精力与时间的；教育的、进步的，非保守的、倒退的；美术的，办公室布置适宜，文件柜整洁；卫生的，设备合于卫生，工间宜略休息；兴趣的，办公事有兴趣，能增加工作效率；互助的，开诚布公，合作互助。这样就将改进社与官僚办事衙门区分开来。改进社总事务职员们在一起感到是同学，学习的机会多，四年多面向全国干了不少事。
１９２２年陶行知开始重视平民教育，接着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舞台，成立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大力推进平民教育。陶行知和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起人声称要以“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推行平民教育。他到商店、家庭、旅馆甚至和尚庙、军队、工厂、监狱、济良所里去推广平民教育，还热心向胡适、郭秉文、郑晓沧等多位大学教授以及他们夫人，他所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写信推广连环教学法，附寄《平民千字课》，并给自己定下每天必写一信的任务，让梁启超、胡适、熊希龄都做了平民读书处的处长。他到蒋梦麟家动员他办平民读书处，蒋梦麟忙得很，面露难色，陶问：“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家里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蒋笑笑说：“错是不错。”陶说：“既是不错就要干。你如无暇，我来代你训练助教，只需老兄下一声命令：‘从今天起，家里的人不识字的都要读书，识字的都要教书。’我就有办法。”蒋将自己的世兄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叫进来，陶行知就一五一十地教了他们一回，他们即很高兴地去教老妈子和车夫，蒋仁裕摸摸胡子对陶行知说：“你很有传教的精神。”
陶行知提倡科学，尤重科学精神与方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０日，他在上海，长子陶宏在北京，陶行知寄给儿子一本《电磁学》，并在书上写了一首《攀知识塔》：“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看谁找得真知识？——与陶宏作科学忘年竞赛。”１９３１年后，他又倡导科学下嫁运动，将科学教育推向新的高潮，１１月６日，陶行知称他的次子陶晓光和三子陶刚为“问真、探真两位小宝宝”，写信希望他们变为科学的孩子，创造科学的中国。祝他们努力向科学树上攀，攀得高高的，把那肥大的果子摘下来给全世界的人吃，不要只顾自己吃得一肚饱，忘了树底下的民众。要做“国家有智慧，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
陶行知想培养乡村幼儿园教师，但手边没有钱，就给妹妹文渼写信，想动用母亲生日亲友送的礼金，办幼儿园，表示“已立志要乘母亲六秩荣庆之年，为国家创一不可磨灭之事业，以作为吾母寿人寿世之纪念……我想要把母亲爱蜜桃的心，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推而远之，使凡如蜜桃的都能得蜜桃之爱护，享蜜桃的幸福。”并将创设燕子矶幼稚园告诉她，认为中国人民百人中有八十多个住在乡村里，而“照现在的情形，幼稚园下乡好比是骆驼穿针眼。所以我想打破外国的、成见的、费钱的、富贵的幼稚园，而要创造一个省钱的、合理的、平民的、适于国情的幼稚园，使他可以下乡去为农民子弟谋幸福”，与妹妹商量“为全国幼儿教育筹募百年基金，使一切寿礼尽归训练幼儿师资及开设模范乡村幼稚园之用，事为善举，似属可行。尚望代为委婉请示。”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时任河南督军的冯玉祥电约陶行知任河南省教育厅长，陶回电说：“晓庄事业，我要用整个的身子干下去。”冯玉祥便再三邀请陶帮助他规划教育，推行部队识字运动，并答应捐一笔款给学校。当时任河南教育厅长的凌冰和陶是好友，他也要陶先生到河南去一趟，只要陶能够去，就是一天也好，而且允诺为晓庄造一所房子作为报酬。这样诚恳要求陶是不能不去了。但晓庄初创，校务繁忙，事多责重，去否意见不一，他不愿擅专，就召集生活会议讨论，向全体请假，表决结果，多数主张去，但要求限期该月２１日前回校，如果过期，就要处罚。当时正值战事，交通随时有可能中断，这是一个过分的苛刻条件。１２月５日，陶行知与许士骐启程赴开封、郑州等地考察，襄助冯氏及教育厅长凌冰制定普及军人识字教育计划。１２月２１日，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大家正在散步，有人正谈论着：“陶先生不回来了，等着看他回来处罚，多有趣！”话声刚了，远远就见陶先生笑容满面在山边出现了，大家欢呼着拥抱上去。当年方与严以学生资格任生活指导部考核股的工作，陶平时离校都要向他请假，如果因事进南京城去偶尔忘了请假，一定在路上请人代他补请假。校长如此守法，学校的法自然尊严起来，没有人敢于玩法弄法了。
１９２７年冬，从贵州颠沛到上海的两个热血青年——孙铭勋和戴自俺偶然看到《试验乡村师范答客问》和晓庄的招生简章，感到新奇，便写信给陶校长，大约５天后即收到陶热情欢迎的信，并说学校还没有贵州的同志。于是他们就从上海到南京，在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步行到晓庄，入校的马路旁挂着白底黑字的十八信条标语牌，两青年一条条看，一条条思索，感受到点点在心头的神圣感，走不远便遇到一位身着棉袍、腰系布带、头戴罗宋帽的中年人，手执一把大竹扫帚扫雪，两人便上前问道：“请问先生，陶校长的办公室在哪里？”对方反问：“你们找他可有什么事？”于是两位拿出陶写给他们的回信，不料对方把帽子往上一推露出整个脸道：“我就是陶行知——好，我扫完这一段，到办公室去谈。”两位青年人要帮着扫，陶不放手接着扫。这样的人格魅力像磁石一样一下子将两位青年人吸引住了。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陶行知参观了华荣根办的一个小小工学团，他的父母以卖花为业，租得一间亭子间，既是卧室，又是工场、饭厅、还是教室。荣根在这里教八个穷孩子，他自己每天还跑五里路去求学。陶大受感动，写了首《亭子间工学团》的小诗：
吃饭在这里，睡觉在这里，做工教学在这里，富翁惭愧死。
爸爸也卖花，妈妈也卖花。字儿识得一大担，字大像冬瓜。
跑五里路来，跑五里路去。去是教人来求学，风雨无阻。
学一两点钟，教一两点钟。他有一个大信仰：知识为公。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日，陶行知要在山海工学团两周年大会上演讲，当时没有扩音设备，他恰好伤风，不便多说话，而露天演讲不容易。露天对小孩子演讲是格外困难，于是他发现了一个新办法，把讲的大意写成小孩高兴听高兴喊的儿歌，然后领着大家背，再略加解释，效果很好。
１９３２年，晓庄被封后，几个孩子自动组织起南京佘儿岗儿童自动学校，推举同学做校长、当职员，自己教，自己学，自己办。９月４日，陶行知听到这个消息就写诗祝贺：“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不料第三天这些小朋友回信，除道谢之外，还质问“大孩教小孩，难道小孩不能教大孩吗？大孩能够自动，难道小孩不能自动吗？而且大孩教小孩有什么奇怪呀？”于是陶行知将这句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黄泥腿的小孩改留学生的诗，证明小孩有创造力。
１９３３年，陶行知到南通推广小先生，写了一篇一分钟歌谣式的民众教育演讲，其中有一段是：“教人：读了书，不教人，什么人？不是人。”讲过之后，有一个小孩子马上说最好把“不是人”改为“木头人”。因为“不是人”三个字不具体，桌子不是人，椅子也不是人。陶行知说这证明小孩子有创造力，我们要真正承认小孩子有创造力，才可以不被成见所蒙蔽。
在家乡广东大埔百侯中学念书的杨应彬曾听到陶行知的名字和他的事业精神，１９３４年暑假随老师慕名到上海，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陶行知借住的程家住宅见到陶。杨当时打赤脚走了５０里山路离家，到上海还是穿着一件背心，一条短裤，通身晒得黝黑。陶见到后拉着他的胳膊说：“很好！小黑炭，就是要多晒太阳。穷孩子的阳光比少爷小姐的鱼肝油、维他命更有益。”并让他将一路同台风进行九死一生的搏斗经过写出来，答应介绍给儿童书局出版。杨很吃惊，也很受鼓舞，就在亭子间里楼梯拐角处把上一阶梯作“台”，下一阶梯作“凳”写起来，用日记的形式把这次旅行写了出来。陶行知看后，一字没改，还给它取名为《小先生游记》，并亲笔题了封面，半年后真的出版了，还得了五十元光洋的稿费，成了那穷困不堪的杨家的救命钱。但由于书中对不平等社会发出几声控诉，后遭当局的查禁。
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４日，陶行知陪周恩来一行到草街子古圣寺育才学校，在全校师生欢迎会上，周报告当时的形势，并与教师研究应变计划，还在孩子的笔记本上题词：“一代胜似一代。”２５日，陶行知写信叮嘱马吕贤：“昨天请客一切费用，连酒菜、饭茶、滑竿、船钱都开在我的暂记账上，并请立即清算，以便照付。学校经费中不宜动用一文。”１０月１１日，周恩来、邓颖超觉得小孩子们健康有欠，特捐助四百元为小孩们买运动器具之用，陶行知嘱咐“这是指定捐款，请开具正式收据，交下，以便送去致谢。”
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育才中共地下党员教师在一夜之间按组织通知撤离到延安或其他处工作。３月２９日，陶行知给肖生写信：“学校要实行传达室办法。有人来必须填明姓名、住址、事由、所会之人，并须通报副校长。遇有便衣警察，必须要求其出示证章，否则拒绝。便衣人检查，亦须由精明负责人陪同察看，以免有人栽诬。……我们必须认真办学，以求对得住小朋友，对得住国家民族。毁誉之来，可不必计较。横逆之来，以慈爱智慧庄严无畏处之。我们追求真理，爱护真理，抱着真理为小孩，为国家，为人类服务，社会必有了解之一日。”
１９４１年２月１９日，陶行知得悉校中有少数同事和同学精神不振，便写信道：“在平时办学一帆风顺，人人能办。在艰难困苦中不动摇而向前创造，才为难能可贵”。育才全校师生积极响应陶行知提倡的“集体创造月”活动，自己动手造了四个露天讲座，一个舞台，两个游泳池，改造图书馆使它成为现代的文化厨房，建立了自然科学馆、历史地理陈列馆，艺术馆举行了空前的（就本校说）有意义的展览会。８月１日，陶行知在朝会上提出要在集体创造上学习创造。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３日，陶行知致信就校务会议吩咐：校务会议为校内最重要之会议，希望针对全校应兴应革，依所赋职权，充分发挥宏论，议而决，决而能行，以为全校谋幸福，求进步。校务会议是民主教育之组织，希望列席者不是为会议而会议，而是为民主的学习而会议。一切提案宜有整齐形式，兼提出理由及具体办法。我们要创造的民主，民主的创造，我们不要庸俗的、形式的、空谈的民主，也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英雄的、少数人的创造。一方面我们要用创造的生活来充实民主的内容，又一方面要用民主来解放大多数人的创造力，把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希望大家相见以诚，各出心得。会议之前，充分准备；会议之时，虚心交流；会议之后，一一实现，皆大欢喜，共同创造新校风、新人才，使能负起民主新世界、民主新中国所赋予之大任。
细节构筑起真实的陶行知精神，也是学习陶行知的多样性的现实路径。
